行李︱印度曙光城：人类大同的实验场
去年此时，我们发布了一封招募旅行作家的求贤令，收到89年出生的安琪的来信。看简历，知道她先后在北京、奥地利、德国、阿根廷、印度攻读英语、社会教育、人类学、国际政治等专业，周游世界后，现在住在大理的一个嬉皮小社区，做泰式按摩和灵性课程的翻译。好像一直在切换兴趣点，很好奇她在每个十字路口时，是如何做出选择的，便试着约稿。
过去一年，她为我们采访了现在大理做禅修的瑞士人Walter，和在江苏乡下做永续农场的一对夫妻。这期间，她还在印度南部一个叫“曙光城”的地方待了很长时间，一个月前，她发来一组曙光城的采访，也才进一步了解她的履历：在中国做流动儿童的教育支持，在欧洲做难民支援，在南美洲的生态村参与社区共建，为了探索社会现状背后的原因又到欧洲攻读社会学，探访并居住在一些“有意识社区”：英国的华德福社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艺术生态村，巴厘岛上用自然材料建屋来抵抗消费主义的社区，全球各地临时性的乌托邦社区……
她有意愿采访的人，和她自己的人生有很多相似性，好像她试图在采访里找到某种答案：在资本的洪流无遮无拦地席卷全球时，那些想要走进林中小道的少数派主义者，能否开辟出另一条河道来？
我们以系列报道的形式，陆续和大家分享曙光城的这一组采访，会比较长，但这些主流价值观之外的尝试，应该被知道。
【曙光城系列】之：引子
曙光城约章
“曙光城不属于任何特定之人。曙光城属于全人类。但是要居住在曙光城，她/他必须是神圣意识心甘情愿的服务者。
曙光城将是个永续教育、持续成长、青春不老的地方。
曙光城希望成为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运用内在与外在的探索发现，曙光城将勇敢地跃向未来的体悟。
曙光城将是一个物质与灵性研究的场所，其目的是有生命力地示现人类之大同。”
本地治理是印度南部的一座小镇，这座前法国殖民地因其独特的建筑风格以及与诗人、哲学家、革命家奥罗宾多·高士的关系而名声在外。
自小镇向北，在隐约鱼腥味的沿海公路上行进，除了偶而瞥见一隅孟加拉湾的海岸外，一路上的景致是印度城乡结合部的喧嚣，叫卖的小贩和摩托车的喇叭飞速向身后退去。一小时后朝内陆方向拐去，即刻是静谧的乡间：旧茅草屋顶、椰子林、破旧的湿婆庙、赤脚卖椰子的老翁。穿过一个名为Kuilapalayam的村庄，是一片与此前景象皆不相同的地方：芒果树、大叶相思树、菠萝蜜、蕨树之间，英文或法文的指示牌上标着居住社区的名字：“愿景”、“毅力”、“自律”、“恩典”……而学校的名字叫做“最后的学校”“没有学校”。建筑的风格与他处不同，高挑的屋顶似是到了欧陆，茅草屋又像是穿越到了原始部落，其间又偶尔点缀着后现代主义的构建。肤色斑斓的孩子在红沙飞扬的土地上奔跑，印度传统纱丽和格子裹裙的高加索面孔，及有一口泰米尔语的东亚面孔，让人不知道来到了哪个国度。
在城区的中心位置，是一座金色圆形内观室：Matrimandir，也是Auroville社区的灵魂。梵文中，“Matri-”意为母亲，“-mandir”意为庙宇，“母亲”称其为Temple of the Universal Mother，即“宇宙母亲的殿堂”，象征着“神回应人类对于完美的渴望”。
建立于1968年的国际社区“Auroville”现有来自50多个国家的2700多名居民。“Auroville”是一个法语词汇，“aurore”意为曙光，“ville”意为城市。它的愿景是成为“一座世界之城，所有国家的民众都能在和平与进步的和谐中生活。超越一切教派，一切政治，一切国界，实现人类大同。”
二月是这个北纬12°之地的旅游旺季的尾声，50年前的一个二月，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年轻人聚集在当时整片土地上仅有的一棵榕树旁，人手将一捧来自原生国家的泥土放入一个大瓮中，为曙光城奠基。今年二月，曙光城生日这天清晨，居民与访客聚集在社区中心圆形冥想室一侧的露天剧院，为人类大同祈福。
▲Auroville社区的灵魂：圆形内观室。社区到今年正好50年，来自世界各地的居民和访客聚集于此，为人类大同祈福。“人类大同”，是Auroville社区初创时的理想。
初创时，这片土地空无一物，先行者多数是陆路穿越欧亚大陆的欧洲嬉皮士和来自印度本土的奥罗宾多追随者，他们挖沟渠、建水坝、种树、造田。如今，当初那片不毛之地已是一片成熟的热带干旱常绿林。其间分布着农场、居住区、学校、剧场、图书馆、食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这里一起耕作、建屋、规划、创作。每个小社区和单位拥有高度的自治，而事关整个社区的事情则由居民大会和通过参与式选拔方式产生的各个职能机构负责。
曙光城的创始人MirraAlfassa被追随者称为“母亲”，她的灵性探索深受奥罗宾多·高士的影响。奥罗宾多是印度近代思想家、哲学家、宗教改革家，和甘地、泰戈尔一起，被称为“印度三圣”，他年轻时曾留学剑桥，后来放弃英国的工作返印参与反殖民运动，并因此两次入狱。他说“英国政府愤怒之举的唯一结果是让我找到了神。”第二次出狱后，奥罗宾多认识到精神探索更具革命性，便将注意力转到了研究哲学、神秘主义以及瑜伽上。他并未跟从印度灵性传统中的弃世道路，而是发展出“整体瑜伽”：拥抱并转化人类生活的全部。在“整体瑜伽”的理念中，没有什么是“俗”的，所有人类活动都是灵性生活的一部分。
▲和泰戈尔、甘地并称“印度三圣”的奥罗宾多·高士（上），和深受他影响，后来创建了Auroville社区，被社区的居民集体称为“母亲”的MirraAlfassa。
正因为“整体瑜伽”对于物质世界的拥抱态度，曙光城在试验人类大同与意识转化的同时，注重意识转换在物质层面的显现。这座未来城市持续探索以更加永续的方式满足人类对于文化、环境、社会与灵性需求的方式，摸索出来的森林重建经验、天然污水处理系统、光伏太阳能发电装置、风力泵的应用等，推广到南亚次大陆，在有机农业、另类教育、艺术、跨文化创作方面的探索也被当作经验学习。曙光城因此得到官方的认可与支持：196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曙光城列为“人类未来计划”，并给予支持与鼓励；1988年，印度国会通过法案，成立曙光城的财产法人——曙光城基金会——从而赋予其独特的法律地位，并在财政上给予支持。
Mirra Alfassa在法国出生，在欧洲、埃及和日本分别进行过灵性学习。1914年她前往印度拜访奥罗宾多后，认出他就是自己在此前的神秘体验中经常看到的形象，并于六年后返回印度，以佐佑奥罗宾多“整体瑜伽”的愿景。她照料着奥罗宾多的追随者们组成的“奥罗宾多修道院”，并被亲切地称为“母亲”。在奥罗宾多去世后的十多年间，“母亲”继续致力于整体瑜伽的修习。她在1956年首次提到这个实验性的“世界之城”，据说曙光城的形象在母亲的一次梦境中出现，“在这里，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宣称那是属于它的领土。在这里，所有善良的、拥有真诚渴望的人，可以像世界公民一般自由地生活着。他们遵从着唯一的权威，那就是至高无上的真理。”母亲认为，在某种意识维度上，曙光城的理想已经实现，只是在我们能触及的物质层面还没有显现。
为了把善意和渴望更美好世界的人汇聚在一起，母亲和追随者开始筹建曙光城，世界各地听闻这个消息的人被感召前来参与社区。虽然母亲在曙光城建立仅5年后就去世了，但是她被看作是曙光城的总规划和灵性指导。
母亲曾经说过，“对于那些对世界的现状感到满意的人来说，曙光城显然毫无意义。”和曙光城很多居民一样，在华北五线城市长大的我有一种外星人的感觉，似乎对社会现状中的不公不义尤其敏感，总是在寻找一个答案，这种说不出所以然的推动力促使我后来选择了公益事业：在中国做流动儿童的教育支持，在欧洲做难民支援，在南美洲的生态村参与社区共建，为了探索社会现状背后的原因又到欧洲攻读社会学。
在欧洲生活的前后四年里，我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成了朋友，慢慢地尝试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占屋、搭顺风车、游行、垃圾桶潜水、共建合作式菜园。“分享剩余”、“永续生活”、“互助自治”这样的概念进入我的生活，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世界诸多不公的背后，除了不当的体系支持权力在固化的团体内传承外，也有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被匮乏感驱使，认为下一个新的电子产品可以使自身价值增加的消费主义；被媒体渲染的恐惧所控制而对周围人不信任，这些在我们手中的行为和选择，都在与固化的建制相合作。
不同的群体为改良现状在做着不同方式的尝试：有人在建制内尝试有所建树，有人在体制之外监督、维权。而我愈发倾向于“超越建制”的方式——对于现有的游戏框架和规则不对立也不合作，只是更多的自治和自我赋权，“成为你想看到的改变（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无论是在物质层面更多的自给自足，了解食物从何而来，脱离消费主义的控制，还是在精神层面更多的自知和自立。”
▲先行者们筚路蓝缕，在一片荒芜之地上，试图建立一座“未来之城”。
几年里，我探访并居住在一些有意识社区：在英国的华德福社区，“正常人”和特殊人群彼此疗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郊区，向所有人开放的艺术生态村是嬉皮士的天堂；在瑞士，一些前社会活动者将农业转化为政治性的行动；巴厘岛上，一群年轻人为了不成为房奴，尝试探索用自然材料建屋；每年在全球不同地方发生的彩虹聚会是一个临时性的乌托邦社区……它们从开放到封闭，侧重点从政治、艺术、疗愈到灵性成长，指导哲学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地方自治主义到人智学、东方灵性传统，都是对人们如何能在和谐和富足中与自然共同成长的尝试。
似乎人类历史有多长，对乌托邦的愿景就有多长。从欧文、马克思, 到先验诗人爱默生和梭罗, 到更早提出理想社区模型的卢梭以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众多的哲学家、经济学家、灵性导师，为乌托邦开出了诸多配方，而有意识社区就是这些理论的试验场。人类社会最早的有意识社区可追溯到12世纪躲避政治和经济迫害的基督教徒，在亚洲的修道院、僧团，也是有共同价值观和追求的人对于社区生活的尝试。18世纪在西方社会兴起了一大波共识社区，它们有着较严密的组织架构，孩子交由社区抚养，每日定量工作。
上世纪60年代末，“婴儿潮”一代年轻人在战后充裕的物质条件中长大，而不必过于关注自身及家庭的财政状况。作为社会的潜在参与者，他们开始重新审视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方向，并且开始问询：“在工作和消费之外，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人类如何更加和谐地共同生活？”二战后，西方政府的军备竞赛和对小国内政的干预，引起民众的普遍失望和不信任。而种种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地被看到：财富分配的不平，环境危机，女性、残疾人和其他被忽视的少数群体的权利问题。于是开始了一场关注公民自由、社会公正和生态环境的反文化运动，“权利花”（flower power）一代走上街头反越战、反歧视，并转变自恨生活方式，推崇内在探索和集体生活。曙光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诞生，“权利花”一代也成了曙光城初建的主力。与上一波兴起的社区那种由精英控制、成员遵守规则的方式不同的是，60年代的“第二浪潮”更倾向于无等级，甚至经常是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共识议事方式。这些社区更愿意寻找经济、政治、环保的革新解决方式，而非像更早的社区那样倡导回到一种原始的生活状态。
四年前我在印度新德里的尼赫鲁大学交换学习，听到有关曙光城的只言片语，褒贬不一。坦白地说，对于当时抱持激进理想主义的我来说，它听起来像是一个已经被主流价值观腐化了的曾经的美好。社区距离没有金钱和等级的梦想还很遥远，而近些年的发展似乎也更趋同于主流社会。成员们对“母亲”的推崇，在我听来像是一个在个人崇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邪教团体”。
然而对于这个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有意识社区，仍然存有许多好奇。后来因为修习的原因常常在印度，但也只是在三年后才终于决定去曙光城探个究竟。
最初，类似旅游景点的设置、社区的等级、昂贵的物价，让我颇有些后悔。和一些朋友在一个社区菜园工作了几个月，作为一个过客与社区成员之间的隔阂淡化后，我开始接触到社区更深层的地方。先行者当年那种付出，社区成员的真诚和内在探索，都让我感动不已：年逾七十的Bernard创立的pebblegarden曾经是一片布满石子的干涸河床，他和搭档一起做森林重建，用自然农法建立起生物多样的菜园，并且建立起交换和延续濒危品种的种子银行。来自比利时的他把所有的年华和积蓄投入到社区中，将自己的物质需求降到极低，全然不问未来。对于社区的变化，始终保持十分乐观的态度。而社区的老成员中，像他这样的情况并不在少数。
曙光城并不装作已经达到了为之努力的目标。我遇见的每一个社区成员都会说，若存有对乌托邦社区的既定期待，曙光城无可避免地会让人失望。澳大利亚人Johnny在社区生活了47个年头，是曙光城最老的森林社区Fertile的掌舵人，他告诉我，曙光城是更广大社会的一个缩影和样板，是研究人类社群的好地方。“所有‘外面’世界的存在，都在这里有更集中的呈现。”而第二代曙光城村民Anandamayi对我说：“有时访客们会感到困惑，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实现梦寐以求的乌托邦。我理解他们的想法，但我认为重要的不是我们没有取得的成就，重要的是我们每天早上醒来都愿意继续尝试。”
▲“母亲”生前的意愿是，在这里建立一座能生活五万人的城市，这便是这座城市的未来规划。当人们试图避开现有社会规则，在荒野里重建另一个世界时，因为“人们”仍然来自原有社会，他们真的能建立一个新世界，而不是日益接近他们最初要避开的社会吗？这也是安琪想要在曙光城50周年时，试图和这里的居民们讨论的问题。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这个地方像是有魔法一样，使我不断往返。站在局外批判和感叹是容易的事情，在失望和感动后面，似乎有一种再去仔细看看的意愿。母亲说，曙光城是这个地球需要的地方。我想，这个地球需要知道这个地方。在曙光城建立50周年的时间里，我记录下一些社区成员的经验与思索，以探问追求世界大同的未来之城和其间成员五十年间的种种：当初为何离开原生国土，在一个新的社会建立新的生活？人类大同的理想如何落地在每日生活的点滴里？过去五十年间曙光城有何变化？
受访者中，有人是“意外发现、回国、念念不忘、回来定居”，有人是第一天认定后就再没离开过。有人在人人住茅棚的时代筚路蓝缕不问未来，有人在曙光城已经名声在外时慕名前来，有人是奥罗宾多修道院修行多年的修士，还有在市政厅担任规划重责、接待政务领导的耄耋老人；有在森林小木屋中过着几十年如一日的种田护林工作的老嬉皮……他们多数都曾是旅行者，走到这里，就走上了另外一趟旅途。南非人Jasmin说：每一个曙光城村民都是一个宇宙。
像任何一个人类社群，访谈中不断触碰到曲折的、暗流涌动的历史：八十年代的困难时期暴露出人性中不堪的面相：拉帮结派、诽谤中伤……利益的争夺、观点的分歧，不一而足。人类大同的真诚愿望与每日中因内在固有局限造成的纷争交错上演。居民中，建筑师、有机农夫、另类教育推崇者、新能源实践者、灵性疗愈者、环保主义者、社会工作者、艺术创作者、避世者、酗酒者、好吃懒做者兼具。很多人在经历了最初梦想的幻灭之后离开，这也是为什么新成员加入时会有一年的“试用期”。巴西人Aryamani是奥罗宾多多部著作的译者，对她来说，“所有困难都与曙光城本身无关，而是由于我们都是人，如此不完美的人。”这不完美源于几千年来的局限，不会因为加入社区而马上消失。德国人Frank十年前加入社区，他认为清理和提升的阶段至少还要200年。
曙光城在新能源以及生态重建上有诸多创新，然而距离真正的资源自足和低碳生活仍有许多距离。像中国居民清宁提出的：“在物质达到一定程度的丰富时，是呆在这个舒适区，并不断地提高舒适度，还是让当年先行者的那种精神去引领社区的发展？”人们对城市的愿景不一，甚至因为一个被质疑不符合环保标准的住宅项目发生过游行，以示威者强行将挖掘机停下告终。
母亲将曙光城的政治组织形式描述为“一种神圣的无政府主义”。在初创期，社区成员围成一圈坐在地上边喝茶边议事，彼此熟识、信任，当社区发展到几千人的规模，不可避免地需要更统筹的议事机制。然而，曙光城避免陷入任何一种僵化的政体模式，一直在探索：现行的“参与式选举”是五六年前的一个实验产物，既有直接民主制的影子，又不完全是。关于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规则”和“框架”，曙光城也一直没有定论。
将工作和服务当成修行，在印度传统中被称为“业瑜伽”，也是奥罗宾多“整体瑜伽”中着重强调的部分。在曙光城，工作的选择不取决于学历或背景，而是兴趣和意愿。它也不是生存所需的交换条件，而是修行提升、服务于更高目的的方式：无论市政厅的城市规划工程师还是剧场的清洁工，每月拿到同样数额的补助，存在村民账号中，在合作社、食堂消费时报账号使用。一天五小时的服务是理想的状态，而“纪律来源于内在，对自己深层的忠诚。”来自中国的社区成员丽君曾经是国内大学的社会学讲师，她说由于没有监督机构，有些社区成员同时做几份工作，时间远远超过五小时，也有为数不少的人乘着漏子。
虽说医疗、教育由社区免费提供，但每月相当于人民币1500元的补助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说仍不能满足需求。至今，曙光城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印度政府以及私人捐赠。多数居民或者已经有了储蓄，或者定期回国打工赚钱。“金钱”这个议题对于第二代村民以及想要加入社区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挑战的。如何为社区注入年轻的血液，是很多老村民也挂念的事情。
然而这里毕竟不是主流价值观的简单重复，虽然带着自身习性和局限，但是对于自我探索和人类大同的心之所向仍是共识。在市政厅一个显眼的地方，有这么一句话：“如果你想走得快，一个人走；如果你想走得远，一起走。”曙光城的人明白这里不是目的地，而是过程。每当听到曙光城作为一个社区和个体所面临的挑战时，我总会问“那怎么办呢？”“找到自己内在的灵性权威，并以此为基础与外界互动，就会做出正确的行为。”这样的回答不约而同地反复出现，母亲在《一个梦想》中说：“在这里，所有人类战斗的本能只用来对抗自己痛苦的根源，用来超越自身的弱点与无知，用来成功地战胜自我的限制与无能。要居住在曙光城，她/他必须愿意是神圣意识的服务者。”
曙光城可以说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乌托邦实验：不断探索，使不完美的现实变得更加完善的新方法。乌托邦在希腊语里的字面意思本是“不存在的地方”。JohnEgerton在《乌托邦的愿景》一书中说：“事实上，乌托邦不是一个完美的地方，而是创造一个完美之地的愿望；它面向未来，而不是过去或现在，它的可贵之处不在它所取得的成就，而在它所愿做的尝试。”
曙光城如果有什么特殊之处的话，或许在于它的意愿。
▲乌托邦不是一个完美的地方，只是创造一个完美之地的愿望。
未完待续……
文字：刘安琪
照片提供：Lisbeth Nusselein